《我与老鼠有缘》之“青藏高原”

六、好厅长

1960年，我所、青海省卫生厅等单位和原苏联的对口单位合作，组成地方病考察队，在鼠疫疫区考察，三个月后回到西宁总结。那时，中、苏两国分歧已经严重，但没有公开，只在领导层掌握。由于这次考察的地区很大，涉及国家机密地块，而我们在考察时，由苏方负责绘制了考察地图，其上有疫点位置和地形、海拔高度；地图暂时由他们保管。按事先协议，这些地图最后归我方所有。不过，如果苏方在交图前拍照，就能够把有关情报带走。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为防万一，在总结结束、整个考察队去塔儿寺观光游览的那一天，青海省公安厅派一名处长来到宾馆，秘密到苏方专家的房间里检查。青海省卫生厅长是长征过的老干部，担任我们地方病考察队的队长，也要亲自参加这项秘密工作。公安处长不乐意，却管不了卫生厅长，只能同意。检查结果不出所料，在绘制的地图四角发现有小洞，很象是按钉按的；而在墙上也见到四个小孔，相互距离和地图上的一样。充分证明苏方确实拍了照。由于查得细，又不能破坏现场，很费时间。几小时后，有人打电话来，说苏联专家快要回来了，快撤。于是，赶紧收拾，尽量恢复现场原样，撤出房间。不久，出游人员全部回到宾馆，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突然，苏方队长拿着一顶帽子，走进厅长的房间，当着好几个人说：“厅长，你的帽子落在我的房间里了。”再无二话，快步离去。原来，厅长不是秘密检查的内行，查时紧张，太热，脱了帽子随手扔在茶几上。听说专家快回，匆忙出门之际，没拿帽子，留下物证。

听说，半个月之后，厅长正在上海开会，忽然接到命令，立即回西宁去做检查。同时，厅长和厅党组书记的职务全免，调到西宁市当卫生局局长。第二年我们去青海，专门去看他，他爽快地说：“我动机很好，只是手段不行，问心无愧。”又过几年，我国和苏联的矛盾公开化，他理所当然地官复原职。

说起厅长，还想起两件小事。其一是，当年早些时候我们刚到现场时，粮食供应标准太低，每月才26斤，不够吃。他坐着小车到祁连县委，在交谈中，顺便向县委书记提出提高考察队员口粮标准的建议。听到厅长这么说，书记表示同意，把标准提到和地质队员一样，每月36斤。厅长回来立刻公布这个喜讯，并且批评我们：“活该你们挨饿，不够吃还不去找领导。”我们笑着回答：“你不坐小车，不说自己是厅长，去县委试试。可能连书记的面都见不着。”他嘿嘿一乐。

厅长的司机曾告诉我们，厅长人好但性子急，有时说话不讲理。有一次，行车速度很快，车轮被扎泄气，只好停车换胎。厅长埋怨说：“你开车怎么不看路？有钉子也不躲。”司机回答得好：“你批评得对。好在你就坐在我旁边，以后你看到了马上告诉我，我立刻躲开，肯定没问题。”

七、和藏族牧民三同

1967年4月，随工作队去青海，领导给的任务很明确，首先是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改造思想；其次是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好预防鼠疫工作。我们队的工作地点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这是牧区，在当时，那里藏胞基本上不懂汉语，全靠藏话交流。全县海拔三千米以上，空气稀薄，无霜期短，气候寒冷，即使在7、8月份，山间小溪边总有薄冰。天蓝云白，紫外线丰富。进入现场前我们已经得知，到工作点后要和藏胞同吃同住，也就是说，住牦牛毛织的帐篷，喝酥油茶，吃糌粑；同时，为了方便与藏胞交流，藏语翻译陪同我们半个月，教藏话，以后和藏胞交流就靠自己了。

对于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刚听说时既感到新奇和困难，又觉得颇有诗意。请看，蓝天白云下，一顶顶黑帐篷星罗棋布在绿草地上，清清的小溪在不远处淙淙流过，忠诚、强壮的藏獒在帐篷外为我们放哨。躺在帐篷里，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看到透过帐篷射入的缕缕月光，还能随时和藏胞面对面地直接交流。多美呀！怀着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的激情，我们很快作好了出发的准备。

想象归想象，实际归实际。一起步就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

当地公社面积很大，人口不多，公社之下就是生产队，没有生产大队一级；公社里没有脱产干部，连公社书记都是牧民。根据分工，出差组每人负责一个公社。动员会结束，我领了一匹马和一个出诊包；骑着马，背着包，带着行李，跟着公社书记走。那时，我刚学藏话不久，会说的不多；书记的汉话似乎更差，以至同行三十里，互相没交流多少问题。走了一个多小时，书记领我到一顶帐篷前面，说是他家，让我取行李住下，我一一照办。第二天早晨吃完糌粑，我提出搬到公社去住，书记笑着说：“行，明天开公社会，领你去。”又过一天，我起身后立即卷好行李放上马鞍，书记说：“不忙，等你看了公社，觉得合适，再拿行李不迟。”我迷惑不解，也只好照办。我们骑马翻过几道山梁，来到一块开阔的山谷里。草地中央飘扬着红旗，社员陆续策马而来，总共约有七、八十位。会议开始。书记、主任等一一讲话，我都没有听懂；唯独书记最后说的散会，我相信没有听错。顷刻之间，红旗卷好，社员散去，山谷空无一人。书记笑着问我：“你是住在公社，还是跟我回去？”在返回途中，书记说了几遍，我才明白，到牧区后，吃、住均无定所，饿了在哪家都能吃饭，困了在哪家都能睡觉。同时反复告诫，你的藏话说得越好，工作、学习、生活也就越好。

从此，我骑马背包串帐篷，开始了学习和工作。一边巡回医疗，一边宣传防治鼠疫知识。我去的公社叫温巴德，一共594口人，住在不到二百顶帐篷里。人口虽少，公社面积很大，骑马转一遍要半个月左右。我们走进哪个帐篷，主人都会立即烧水冲奶茶，加上一把炒面，端过来，送到手上。然后才能转入正题，宣传防病知识，有病人就看病、给药；一般不能进门就说事。这个问题倒不大，较难适应的是天天、顿顿都吃同样的伙食，绝对吃不到一点青菜，连咸菜也见不到，炒菜更是连想都不要想。这时，我只能说服自己，藏胞几千年都这样过，我为什么不行呢，吃！由于没有青菜，吃进去的纤维少，常常整天没有便意，几天之后，想方便也很难。所以，到纯牧区后，必须养成每天定时“蹲点”的习惯。

和藏胞同吃如此，同住也有问题。每进帐篷男右女左，方向不能错。睡自己带的行李，问题倒也不大。比较难办的是，在帐篷里全都席地而眠，褥子直接铺在草地上，甚至帐篷里还有小灌木、小土包。原来，藏胞放牧，逐水草而居，常搬家，帐篷里一般都是原生态，不动其中一土一木。有的主人支帐篷时比较注意，挑一块平坦的草地；有的不讲究，支上就行，甚至就支在斜坡上，在这样的帐篷里睡觉，一觉醒来已出溜到帐篷口。此外，牦牛毛织的帐篷不保温，四面漏风，如果帐篷外零下八度，里面最高零下七度半。睡觉前脱毛衣，脱掉两袖即可，毛衣围着脖子，正好挡住冷气进被窝。记得5月上旬有几天，气温太低，睡觉时脑袋缩到被窝里，一觉醒来，呼出的水汽竟在被头上形成了白霜。

1967年和1968年，我在同一个公社各工作半年，和藏胞朝夕相处，家家户户全都认识，到最后，甚至能用藏话互相开玩笑，真如鱼在水中。其情其景至今难忘。正因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相互间建立了纯朴的感情，我才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藏胞送医送药，治疗疾病；向他们普及防治鼠疫的知识，杜绝了人间鼠疫的发生。

藏族兄弟们，你们好吗？（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