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海 为 家》（1）

衣、食、住、行都是生存所必需。解放以后，衣、食有了保证，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受布票、粮票等限制，变化和改善不算快；栖身之处则不然，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还有出差时居住的大车店、澡堂子、招待所、旅馆、宾馆等等。关于自己居住的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都是本单位的家属宿舍，随着家庭人口等情况的改变，由单位多次调整；以后，有了属于自己的个人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也常常出现值得一记的新情况。此外，出差暂住的旅馆、招待所等等，其环境、条件等各方面变动幅度很大，有的情况出乎意外。回顾有生以来有关栖身之处的往事，值得一记的还真不少。

一、父母的家

我有生以来和许多人一样，住的经历与年俱增，相当丰富，这和几十年来社会的变化很大也有密切关系。

初中毕业以前，按户主算，是在父母的家里住。由于日寇入侵等原因，这个家搬过好几次。1940年以前的家，是父亲所开诊所的一部分，两层，木柱瓦顶，实木楼板，用料、做工都比较讲究。没有固定楼梯，靠活动梯子上下。平时楼上不住人，堆放杂物；偶有普通客人，如表哥，会安排在楼上暂住。大门上悬挂着丰子凯书写的《民生医院》牌匾。此房既有左邻，亦有右舍，连接紧密，无法开窗，故房内见不到阳光，比较昏暗；只在屋顶上盖几片玻璃瓦，叫“明瓦”，能够透进些许光线。房后有空地，约有二、三十平方米，种有少量花木。为了防止空袭，在空地上一度挖有小型的简易防空洞。空地的一角有厕所，孤单地立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贵溪，实行‘三光’政策撤兵后，只有这个四不着边的厕所硕果仅存，其它建筑全部烧光。日军撤退后，在废墟上重建；父亲考虑战争尚未结束，既怕日寇卷土重来，又怕空袭，降低规格，只盖了一层平房，依然是木柱、瓦顶，且未作修饰，没有保留后院，全部建房。父亲的诊所重新开业，数年后，抗日战争结束，诊所搬迁新址，此房出租；但解放以后没有收取租金。至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支援前线，开展捐赠运动，父亲将这些房屋悉数捐给政府处理，此后产权更替情况不明。至2008年冬我仍然看到，这些房屋历经六十余个寒暑，依然存在，都用作商店，只在门脸上加上了适应时代的装饰。

20世纪40年代中期新建的诊所位于当时最繁华的南街，两层，也是木柱瓦顶，但门脸有别于一般商店，中间是门，两边各有一个窗户，用砖砌成。前两间是诊所，后面住人。几年后，又从后面延伸，建起砖、木、瓦结构的二层住宅，共有房12间。楼上东面的全部和南面的三分之二是阳台，站在上面可以越过城墙眺望信江以及江南景色。楼前有30平方米的空地，种了一棵柚子树。围墙是砖砌的，大门偏向东南。墙外有两米宽的小路，再外面就是城墙了。这座楼三面留有空地，阳光充足，居住比较舒适；在结构上有点东西合璧的味道，在当时应该属于比较前卫的行列。住在这套房里，我度过了初中时代。50年代初，楼房出租给县邮政局；全家搬回诊所居住，此时我正在南昌读高中。又过了几年，诊所和家再次迁移到紧邻的院子，也是一层平房，朝阳，房前有空地，原来楼房前的柚子树移栽过来。围墙同样隔着小路和城墙相连；大门偏向东南。在这套房子里我没有长期住过，只在学校放假或工作后回家探亲时小住。至于“文革”时期父母在农村的临时住所，我只住过几天，是江西农村的普通农家住宅，印象不深。

二、自己的家

我在南昌读高中和在上海读大学的几年，以及刚参加工作一人单过时，都住在集体宿舍里，经常调整，特点不明显。1955年我在长春参加工作，第二年爱人调来后成立小家庭，住在单位提供的家属宿舍里。按照家庭人数、级别等等条件，以及房源情况由单位分配，个人愿望只能适当照顾，调剂的余地不大。我拥有的第一间家庭宿舍，在长春鼠疫防治所，是日式二层楼房，按原来设计，楼上楼下各有两个单元，每个单元住一家。当时因房源紧张，有的单元两户合住。我刚参加工作，一共两口，只能和另一家合住，而且只能住小间。每个单元的过道、厨房和厕所共用。房内没有暖气，大、小住房之间以火墙隔开，火墙的入口是炉灶。天冷时，炉灶连通火墙，做饭同时取暖，甚至做饭后还要继续加煤，才能保持室内温度。天暖不需取暖，炉灶余热由烟囱排出。那时，我们在食堂就餐，不做饭，采暖费交邻居全权处理。这种楼房的厕所实际是旱厕，是蹲位，不冲水，大、小便直排楼下，定时由清洁工从小门洞掏出、运走。长春冬季很冷，粪便排出后很快冻冰，清理不易。好在楼高数米，十天半月不会构成威胁。由于掏粪口朝北，冬季常有刺骨寒风进入，厕所又不采暖，因此，如厕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入厕后尽快解决问题。想在厕所看书或磨洋工那是不可能的。住房只有十平方米左右，但有两层大壁橱，足有两米长，一米二宽，可以放很多东西，甚至也可当单人床使用。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夫妻来说，是足够了。我们入住后特别新奇的是，窗户两层，之间的空间较大，可以放不少东西。尤其在冬季，这个空间简直就是保存食品的简易冰箱。在冬天，窗外玻璃上的冰花，千变万化，天天不同，给我们这些南方来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7年冬来北京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依然居住单位分配的家属宿舍，在本单位独用的大院里。建所时为了安全、保密，大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门口没有单位名称，通称“流字5号”。附近农民常来打工，一直沿用建所时的叫法：“工地”。关于这个大院的简称很有意思，最早是“流研所”；20世纪6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搬入借住，合称“流放所”；随后放射所迁到四川，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搬入借住，又合称“流毒所”；再后，病毒所回城，只剩我们所，大门外公共汽车立的站牌却是“流言所”，更不着边。总而言之，这个大院的名称老有问题。

我到流研所后，最先住12号房，本来这是仿照原苏联标准，为科员们设计的，每家一个单元；由于人多房少，我到北京后，同样是与人合住一个单元，我们住小间，面积只有12平方米，朝北，合用的厨房很小，放不下两家的煤球炉，只能在厨房和走道里各放一个。单元内没有厕所，对面两个单元合用一个，所以，上厕所必须走出单元。住房有暖气，似乎比在长春的火墙住房进了一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是蒸汽采暖，早、晚各来一次汽，来汽时，蒸汽冲开阀门，发出很响的爆破声，能够将人惊醒。这种供暖方法有缺点：来汽时室内很暖和，但很快就凉了，尤其到后半夜，室温更低。记得有一次来寒潮，室内的墨水竟结冰了。直到60年代以后，供热由汽暖改为水暖，室温才比较稳定，约在摄氏20度左右。几年以后，我的住房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职称的提升，多次调整，总趋势是步步升高，面积越来越大。由于我们研究所的住房，是20世纪50年代参照原苏联的模式设计的，等级明显。12号房是科员级，每单元两室一厨，两单元合用一个厕所；11号房是科长级，每单元三室一厨一卫，厨、卫都比较大；10号房是处长级，每单元四室一厅一厨一卫，厨卫相当大。以上都是干部房，全是两层，前后排房屋的间距很大。此外还有工人房，编为26号，一层平房，无暖汽，每单元一室一厨；几家合用一个公共厕所。不过，前一阶段导致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后一阶段则是职称晋升。从12号房的小间起步，12号房大间、11号房两间，到12号房整个单元，又到11号房整个单元，最后达到顶点，住进了10号房。又过几年之后，我分到了市内住房，同时由于人口变动，我从10号房搬到11号，最后调整到新11号房，居住其中的一间，直到退休后完全撤出，搬到市内。基本上是梭子形，从无到有，由小渐大，再由大变小，终于消失。

当时，房源有限，房租很低，普遍认为住房越大越好，抢着申请大房。每一次住房调整都难免经历希望与失望、高兴与沮丧、比较与竞争等等过程。幸亏那个时候腐败之风在所内不太激烈，竞争者又工作在一个单位里，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三套10号房腾空可以重新分配，由于这是全所瞩目的顶级住房，但每套的位置、楼层各有特点，差别较大。公认位置合适的有两套，但一套在东头，一套在西头，按照常理东比西好；另外一套在第一排楼下西头，房前是大片荒地，过去由托儿所使用，楼上无人，不太安全，故评价最低。所以，领导对确定各套名单十分慎重，迟迟没有拍板。都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回我比较清楚，在名列前三位的住房调整申请人中，我年龄、资历都最低，排在第三，理应住第三套。于是，我们主动申请住最差的一套，领导很是高兴，立刻批准，我们搬了进去。回头看那两套好房，拖了较长时间虽然落实，依然是一家欢喜一家憋气。实际上，我们住的那一套也有优点：房前空地很大，可以栽花，植树，种菜，而且，离锅炉房近，暖气充足。那个年代安全问题不像现在，玻璃门窗，老门锁，没有丢过东西。

1993年，单位在市内争取到一批住房，按比较复杂的评分办法给申请人打分，顺序分配。按此标准我得分甚高，能够优先挑选。我选中了7层的一套三居室。不过，这批房是80年代修建的，设计的指导思想陈旧，房间小，所谓‘厅’只有7平方米，通向6扇门，实际上是条过道；厨、卫也小。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连同公摊面积才80平方米。尤有甚者，所有的三居室单元都朝北，二居室单元都朝南，表明设计者在缩小各户差别方面下了功夫。门、窗、墙、地的档次较低，尤其是单层钢窗，关闭不严，冬季透风，室温不能保持；更糟的是，下水道堵过两次，带来不少麻烦。总高20层的塔楼，厨房和厕所各有一根污水总管，从20层直通地下。但是，管道直径可能不够，加之内壁不够光滑，从19层直到1层，不一定在哪层堵塞。记得我们家第一次堵塞在春节期间，正在欣赏春节晚会，突然发现厨房的下水道往外冒水，我们只能一边报修，一边用簸箕装水倒进厕所。7层冒水而6层没事，说明堵在6、7层之间。头疼的是，我们住在7层，而厨房下水道总管是每两层才有一个能够打开的修理孔，正好都在双层。也就是说，输通管道必需到6楼，可是他家没有冒水，感受不到威胁，在他家的厨房里作业，下水道中的污水必然洒得满地都是，邻居很不乐意；而且还要用他家的电源来驱动管道机。所以，向他们解释相当费力。幸亏一位有和我同样遭遇的朋友，介绍宝贵但不太光彩、嫁祸于人的经验：为厨房下水道的冒水口准备橡皮塞，一旦发现往外冒水立刻塞紧。污水从我们厨房出不了，很快就憋到8楼，从8层厨房冒出。这样，矛盾转移，8楼着急，找人修理，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半个月后，厨房再次冒水，我们按方抓药，堵紧出水口，果然灵验。不一会，就听到楼上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我们虽然有点得意，但又很惭愧。好在全楼的管道堵塞问题很快受到重视，及时解决了，没有来第三次。

除下水道外，暖气也出过两次问题。在我们去研究所上班期间，暖气漏水，下班后看到时，复合地板已经浸泡几个小时，板边翻卷，不能复原；更有甚者，漏出来的水还渗到楼下，引起不满。暖气漏水的原因，据物业方面解释，在于使用了次品暖气片。还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公用垃圾道。这是当年住宅设计方面的通病，主观上是方便群众，清除垃圾不用下楼；实际上，垃圾道经常堵，而且很不卫生，是老鼠、苍蝇、蚊子的滋生、隐藏场所。

2003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住房尚未达标同志兴建的塔楼完工，按照评分标准和现有住房情况，我搬入面积达110平方米的新居。三室一厅二卫一厨，朝南朝东，有两个阳台。建筑设计和质量较高，突出了人性化原则，使用方便、舒适。迄今没有发现任何毛病，看来这将是我使用的最后一套住宅。

（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