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卫生害虫与人类关系

一、国人对卫生害虫认识与管理实践进展概述

根据考古发掘得知，早在商代（约在公元前16-11世纪），当时所使用的甲骨文和钟鼎器上的金文中，已经有“虫”、“虫虫”一类的文字记载。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上记载了9种昆虫。这比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在“动物学笔记”中的记载要早千年之久。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尔雅》中把生物分为草、木、虫、鱼、鸟、兽6类，并记录了80多种昆虫，虫种涉及蝼蛄、蚁、蝉、衣鱼、蛴螬等，还附上了精美的图画。公元前1-2世纪医药书《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有应用汞剂杀除虱及恙虫、砷剂杀除各种害虫，并将蜜蜂及其他21种虫类列为药用。这些均表明了古人对动物进行了一些观察与利用，但还不能理清不同种类之间的关系和未能提出分类的标准，以至于把不同类群的动物通称为“虫”。这些也可以从汉、唐、宋、元、明到清朝康熙大帝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中得到印证。在《尔雅·释虫》篇中写道，“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那个时候，把有足的动物都称为“虫”，视虎狼为“毛虫”，牛羊为“裸虫”。“昆虫”这个词始于汉代，古人已认识到昆虫数量多，于是在虫字前面加上“昆”字，以示“众多”之意。故在《汉书·成帝记》中载有“昆，众也”，不过还是把昆虫作为全部动物的代名词。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提出，“虫者，动物之通名，故或行、或飞、或毛、或裸、或介、或鳞，皆以为象。”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把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共6部。虽前进了一大步，但只是从药理上对“虫”作进一步的解释，尚未从动物分类学上作出研究结论。

到了16世纪，欧洲自然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至1758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名著《自然系统》问世，书中的分类法被世人誉为“林氏24纲”，创立了科学的生物双名命名法。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和西方文化科学技术交流，昆虫学/节肢动物学才作为一门近代生物学科传入中国。1890年（清朝光绪庚寅年），方旭的《虫荟》中，将219种小虫集称为昆虫卷。这是在我国文献上首次将小虫之属定名为“昆虫”，以较规范的词义载入史册。关于国人对害虫的治理观，将在后续章节加以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鼠疫、霍乱、疟疾、黑热病、丝虫病和血吸虫病等多种虫媒性传染病的广泛流行，以及美帝国主义强加的细菌战，党中央、国务院（时谓政务院）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短短的几年内，在国家的主导下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的流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员。但是，由于专业人员少，经验不足，确实也存在科学性不足、效率低下等缺陷。可喜的是，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锻炼、培养了一批批的专业人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他们中有不少人便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除害灭病的学科骨干或带头人 ，也为卫生害虫防制建立专业队伍奠定厚实的基础。同时，对于蚊、蝇、臭虫等的调查研究及其防制工作也蓬勃的开展起来。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还把“除四害”列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及有关文件里，从而将这项工作作为全民任务，交由各级政府部门组成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来完成。全国上下呈现轰轰烈烈除四害大好局面，一大批有关卫生害虫防制的调查研究、论文报告和经验介绍应运而生,“四害”密度也明显下降，许多虫媒病的发病率随之下降。然而，自1966年至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除四害”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挫折，“四害”密度又大幅度回升。

1978年12月,卫生部、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召开会议，制订了《1979年-1985年除四害、农村环境卫生科研计划》，成立了灭蚊、灭蝇、灭蟑螂臭虫和灭鼠协作组，随后，卫生害虫及其治理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恢复和铺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从两方面反映出来：

一方面，建立学术组织。1979年成立的4个专题协作组并非固定的学术组织，而是初步建立全国性调查研究和信息协作交流平台。1981年11月，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消毒杀虫灭鼠专题委员会成立，汪诚信研究员出任主任委员，其职责是向有关决策部门提出本专业的全国科研规划、计划重点项目和事业发展的建议，组织科研成果鉴定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出版刊物等。在卫生部领导和有关单位支持下，该专题委员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绩显著。为了促进学科发展并和国际接轨，1985年9月更名为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1989年，该专题委员会撤销，其职责转入新成立的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及控制分会，下设蚊类、蝇类、蟑螂臭虫和鼠类防治学组，以及杀虫药械学组，2001年又增设有害生物防治业学组。多年来，各学组积极开展学术讨论会或学术交流暨卫生杀虫药械产品展示会，还不断扩大对台、对外的学术交流考察活动，促进了学科的提高与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生产厂家和应用单位的高度赞誉。

为了肯定和推广“除四害”的科研成果，有关部门和分会于1985年、1988年和1994年进行了评奖，共有36项成果获得一、二、三等奖，其中蚊类11项、蝇类6项、蟑螂4项、药械类7项以及鼠类8项。此外，还有不少项目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或市地级奖项。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科的发展状况（汪诚信主编，2005）。

1992年，为更好地组织群众科学地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治协会。十几年来，在组织、宣传、检查、交流和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效。

20世纪90年代，卫生部成立了除四害专家委员会，配合与协助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的有关工作。与此同时，相邻学科的学术团体，如中国兽类学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学会等也从各自学科出发，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对创建卫生城市活动与发展有害生物管理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汪诚信主编，2005）。

另一方面，正式出版刊物和不断提高刊物质量。1981年以前，国内尚无关于卫生害虫管理学方面的专科杂志，而是散载于近3 000种相邻学科的杂志上，既不便查阅，且刊出需时较长。那时，为了及时交流，只能汇编成册，交由出版社出版，或由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省市卫生防疫单位等自行编印的年刊、汇编发表，内部发行。1985年《中国鼠类防制杂志》创刊，公开发行季刊，有关卫生害虫管理的论文报告也得以发表。为适应形势发展，经上级批准，1989年扩编为《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原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1994年《卫生杀虫药械》试刊，内部发行，后经多方争取，于2001年第7卷第3期起，正式更名为《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国内外发行，原为季刊，2004年改为双月刊。此外，还有公开发行的省级刊物《医学动物防制》等。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以及它们成为我国科技核心期刊、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以及美国、英国、波兰等国相关文摘、索引和动物学记录期刊，显现出学科的实力不断增强，并且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与专业队伍的建设。

我国卫生害虫管理学科的发展还可以从有关文献的发表情况得到反映，据《医学生物学及控制中文文献索引（1949～2000）》（郑智民等，2002）统计，19 397个条目中，有关卫生害虫生物学及控制、卫生杀虫药械研究与应用为9 921文献条目占51.2%（不含消毒药械研究与应用、鼠形动物生物学及控制研究的文献条目）（表1-1）。

从表1-1的统计可以看出，在“十年浩劫”期间，卫生害虫及管理的调查研究也在所难免，学科发展停滞不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短短的几年间得以复苏，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自1981年至2000年，其发表数占发表总数的77.73%；进入21世纪以后，其发表量更是突飞猛进，据估计，自2001年至2009年有关卫生害虫及其管理文献发表数可达6万篇/部以上。

从已发表的文献中，大体可以看出：在20纪50年代，大多属于形态、分类、分布和四害防制的文章，且有一部分译作；60、70年代，除仍有形态分类学和防制方面的以外，还初涉有关生态学、生理学、毒理学等方面少量的文章；80年代以后，几乎涉及卫生害虫的方方面面，诸如涉及卫生害虫生态学、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以及药械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的大量文章，不但数量大增，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甚至在一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值得指出和可喜的是，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有害生物管理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些城市为控制疫情，曾在当地卫生局或卫生防疫站的管理下，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组建消毒组、站或队，其经费多由政府拨助，偶尔或少量开展有偿服务，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对重点蚊蝇孳生地、下水道、菜市场等进行杀虫、灭鼠处理，或对一些饮用水源（井水）进行消毒，但在这种体制下，存在队伍不稳定，业务素质不高和服务不规范等弊端。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有害生物管理业向市场化运作的转变，相应的小企业、个体业者和外资企业纷纷开办公司开展有偿服务，一些离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发挥余热，参与技术指导。据估计，目前全国已有数千家公司从事有害生物管理业。尽管目前的规模不大，数量还不多，但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近年来，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相关规定，对有害生物防制业的从业人员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将有力地促进行业的人才培养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一些省、市制定了行业管理暂行办法或条例，以进行规范与引导。厦门、广东、北京、浙江、重庆、江苏、湖北等省市还涌现一些企业主动推行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拓展了行业发展的新途径，以满足客户需求和持续改进为中心开展服务，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国际轨道。还涌现出产、学、研、用相互结合与相互促进的新型企业的大好局面。（未完待续）

《卫生害虫管理学》推介主编简介

   姜志宽 男，汉族，1953年2月生，江苏省南通市人。1970年12月入伍，1975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昆虫学专业。曾任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长、研究员。兼任全国爱卫会病媒生物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杀虫药械学组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编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常务理事兼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兼医学昆虫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家用卫生杀虫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农业部农药登记卫生杀虫剂药效试验项目技术负责人、全军媒介生物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军区医学情报与统计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军区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江苏省消毒与媒介生物防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兼医学昆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苏州大学出版社南京分社常务副社长、第三军医大学和苏州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和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和《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编委、《医学动物防制》杂志副主编、《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主编等职。

长期从事病媒生物防制研究，获军队和部省级科技进步奖28项，其中二等奖1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9项。发表论文150余篇。主编和参与主编出版了《卫生害虫管理学》、《啮齿动物学》、《卫生杀虫药械学研究与应用》、《有害生物管理手册》、《蟑螂防治实用手册》、《有害生物防制及趣谈昆虫》、《医学生物学及控制中文文献索引》、《病媒防控论文英文摘要编写》、《实用英汉疾控医学辞典》、《卫生杀虫剂应用技术》、《有害生物治理》、《消毒杀虫灭鼠技术》、《重要疾病和医学动物防治指南》、《环境有害生物防治》和《空港有害生物治理指南》等19部。制定了《病媒生物化学防治技术指南 滞留喷洒》等国标。编译出版了《最新杜克家庭医疗健康百科全书》和《家庭医学百科全书》。创办《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

1991年被评为南京军区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1995年获南京军区科技英才奖；1999年、2004年和2014年被中华预防医学会表彰为先进科技工作者；2000年被南京军区联勤部表彰为基层卫生工作先进个人；2002年获全军预防医学奖励基金；2006年获南京军区“十五”全区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2010年被总后卫生部表彰为第三届全军优秀医学编辑工作者；2015年获中国健康促进教育与教育协会金牛奖；先后荣立三等功6次；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