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农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关联词是“有毒”，并视其为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罪魁祸首，唯恐避之不及，希望能不用最好。但农药真有那么可怕吗？大家都有些谈虎色变，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中毒事件，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化学防制的错误认知，甚至出现了《怎么才能拯救浸泡在农药里的中国》，这种将化学防制“妖魔化”的文章。那么，化学防制是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可怕，是否真的可以被替代？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宝安表示，“农药的毒性远低于我们身边经常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物质的毒性。”公众对农药有太多的误解，许多癌症是食品中的天然毒素产生的，如玉米、小麦、豆类、花生中的黄曲霉毒素会导致肝肿瘤、肝硬化；蘑菇中的肼类毒素会导致肝癌、肺癌和胃癌，而农药并非是引起癌症的主要因素。

“没有农药，粮食安全无从谈起”，宋宝安表示，已知危害农作物的病、虫、草、鼠有2300多种，这些农作物病虫草害严重危害农业生产，每年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如果没有农药作为武器，人类会在与害虫争抢粮食的战役中大败。如果不使用农药，将会使粮食供应更趋紧张。”

除了农作物病虫害，卫生害虫也严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如蟑螂、蚊子等，假如没有农药会引起‘天下大乱’。能保障人类健康的，不仅仅是医药，从源头或者传播媒介上消除‘病源’，才是保证人们免于病患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农药则一直扮演着这样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人们只看到了化学防制中的农药，却忽略了与之相匹配的使用方法。就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它既可以是绚丽多彩的烟花，也可以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炸药。使用方法决定了使用效果。化学防制过程中要做到科学用药、精准用药，让化学防制成为我们手中紧握的一把利剑，而不是无法掌控的“妖魔”。

近年来，一些高效、低毒、环保化学农药品种的问世，也为化学防制带来了新的转机。例如，保幼激素类杀虫剂--吡丙醚，其大鼠急性经口LD50＞5000 mg/kg，毒性比食盐还要低（食盐的大鼠急性经口LD50=3000 mg/kg）。吡丙醚用于水塘、下水道、集水井、积水坑等蚊虫孳生地，可有效防制蚊幼虫的滋生。高效、低毒、环保化学农药品种的出现替代了传统高毒化学农药，在保证用药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生态的威胁。

人们往往希望“立竿见影”地杀灭有害生物，过分依赖化学防制，滥用化学农药。化学农药的滥用，导致有害生物抗性增加，化学农药的使用剂量相应增加，从而直接或间接对人、禽畜产生伤害。从长期来看，单一的化学防制方法不能安全有效的解决有害生物问题。因此，需要多渠道、多角度进行有害生物防制工作。有害生物综合防制（IPM），是一种有害生物管理系统，按照有害生物的种群动态及与之有关的环境关系，尽可能协调地运用一切适当的技术和方法，使有害生物种群保持在经济危害水平之下。有害生物综合防制，摒弃了化学农药的“神药”光环，让化学防制成为有害生物防制手段的其中一种。

常见的有害生物综合防制手段有：

化学防制：合理选择化学药剂，正确、恰当地使用化学药剂；

环境治理：及时清洁环境卫生，从源头上杜绝有害生物的滋生；

物理防制：在门、窗等有害生物侵入的地方设置物理障碍，例如，安装纱窗、门帘等。

化学防制无论是在当下，还是长远的未来，都是有害生物防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化学防制能够快速、有效地将有害生物数量控制在阈值以下，具有其它防制手段无法媲美的速效性和便捷性。使用化学农药进行化学防制时，要注意科学用药和精确用药。根据防制靶标和用药场所的不同，合理选择化学药剂，严格按照推荐使用剂量规范用药。化学农药不是“老虎”，化学防制也不是“魔鬼”，就像火药，经过人们的匠心巧用，定能绚丽有害生物防制这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