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住澡堂子

现在的沐浴中心那时叫澡堂子，文雅一点叫浴室，是公众洗澡的地方。旅店紧张不够用，自然会发挥澡堂子的替代作用。那时，浴室上午开门，晚上7、8点钟打烊，不像现在开业到后半夜，正好和旅店的使用时间错开。浴客走了，收拾一下，接待旅客进住；清早，送走旅客，又能迎来浴客。一物两用，既方便群众，又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

分析起来，住澡堂便宜，为国家省钱；但缺点多，一是潮湿，二是铺小，三是没有正规被褥，四是必须早出晚归，澡堂开门前住客必须带着提包离开，澡堂下班后才能带着东西回来。住澡堂时，上、下午上班时间外出办事，有地方呆，问题不大，但中午只能去商店、公园或海滨耗时间。有时，第二天很可能候补上旅馆，可我们又办完了事应该离开了。不少常出门的人都听说过，20世纪70年代的青岛，旅店更紧张，形成了“先住澡堂再候补旅馆”的不成文的土规矩。因此，下了火车跑得再快，也只能登记到比较好的澡堂子，或住上澡堂里的好铺位。我几次去青岛，结果都是如此，可谓屡试不爽。

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去锦州，下车跑得挺快，也只登记到澡堂。澡堂服务员看看我的工作证，说：“北京来的，应该照顾，住里面一点的铺吧。”澡堂真大，有150个铺，给我住145号；那里的确进出人少，比较安静。当然，离厕所也远，起夜之后找回去，头脑十分清醒。这个澡堂对我个人来说，当然也是吉尼斯世界记录，今后不会打破。

五、住帐篷

出差多，到牧区出差的机会也多，住帐篷的机会当然少不了。总的体会是：再旧的房子也比帐篷舒服。即使是价格不菲的棉帐篷，照样是冬冷夏热。为了舒服一些，只好在出差前早作准备，按照防寒隔潮要求，每个人都从库房领一条狗皮褥子和一个山羊皮睡袋，以及鸭绒被、棉被等等。

1960年去青海出差，配合原苏联地方病考察团工作，档次高，住的是大型绿色棉帐篷。每顶帐篷可以放四张行军床，有四个窗户，在里面可以站直了活动。可就是这样，仍然不舒服。由于工作点海拔高，约3400米，已经是4月了，清晨气温还能低到零下十度。帐篷外是负十度，帐篷里由于住了人，最高也只有负八度。因为是棉织物，易燃，生火采暖是不允许的。怎么办？只能挺着。

更多的时候住单的白帆布帐篷，大型帐篷的尺寸和棉帐篷差不多，但冬冷夏热的缺点更严重。早晨，帐篷外负十度，里面负九度；中午，帐篷外三十度，里面四十度。早晨，被口竟积了一层白霜。为了御寒，睡觉脱毛衣时，只脱袖子不脱领口，把毛衣围在脖子上当围巾；有时甚至要戴着棉帽子进被窝。同时，由于被子上多压东西会暖和一些，有个同志压了所有的衣服还不够，又压了一个月的《人民日报》。第三招是赖床，尽量早睡晚起，等到太阳升起，气温自然上升。问题是，越冷尿越多，睡的时间越长，起夜的次数越多，方便一次很不容易。出差组没有女的还简单，出了帐篷就解决，否则麻烦得多。当然，出差不像在家，有时只能采取变通措施。例如，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坐汽车，男男女女都想方便，只能按照男左女右的习惯，各自下车，背向对方，目不斜视。好在人多，互相监督，从来没有出现问题。

小型的单层白帆布帐篷叫马脊梁，很形象。两根柱子顶一根横梁，象一匹木马，把帐篷顶起来。帐篷四周用铁镢子固定，没有窗户，但四面透风。一圈帐篷布的两边相会处便算是门了，朝南，晚上把两片门上的绳子系上就算门已锁好。马脊梁一般只住一人或两人。这种帐篷的最大优点是方便，好带易支，空气新鲜，其缺点比之大帐篷有过之而无不及，帐篷里大部分地方直不起腰。刚住马脊梁时，不禁心里发毛，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里，一张帆布把自己罩在里面，内外一布之隔，安全吗？尤其是一个人单住，形单影只，除了自言自语自唱，寂静无声。幸亏野狼多疑，它不明底细，决不越雷池一步。1967年中秋节的晚上，在青海湖边，一匹狼就为我一个人站了半夜岗，天快亮才离开。

20世纪60年代，到内蒙古牧区出差时，还住过外形类似蒙古包的“崩格”。它和帐篷不同，不是现成商品，而是由自己购买原材料就地搭建。‘崩格’的两个主要构件均由柳条编成，其一是宽约2米，长约8米的柳条笆，另一为直径约3米类似斗笠的园盖，外加四根立柱和一扇柳条门。搭建时，将柳条笆立着围成一个圆圈，东南方留80厘米宽的门，柳条笆用四根木柱固定，木柱埋入地下30厘米，然后装门，盖顶。最后，用碎草或牛粪和泥，将四周和圆顶抹齐，能抹两遍更好。笆墙的基部用土埋实。柳条门不抹泥，贴几层纸挡风。“崩格”抹泥后3天即可入住，虽然不如帐篷美观，但不透风，有一定的保温效能，而且内部无柱，活动自如。“崩格”基本上是一次性产品，很少重复拆、建。

（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