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我上小学（1）

1939到1945年，我6到12岁。这6年是我完成小学学业的时间。不过，虽然6年是12个学期，并不等于我念了12个学期的书。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段时间里，真正从开学念到期末考试的，只有3个学期。其它的要么只上过十天半个月的课，要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一天课也没有上。不管怎样，日历上过了半年，我就算成是一个学期。一年没有上课，我按时升两级。这样，6年到了，我也就小学毕业了。怪不怪？

原来，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侵略我们。据县志记载，从1937年到1943年，日军飞机空袭贵溪404架次，炸死百姓193人，伤225人，毁房650余栋。那时，只要警报声响起，学校、商店、单位统统关门，钻防空洞。为了保证学生安全，城里小学几次搬到农村。我年龄小，父母不放心我住校就读，只好缀学在家，甚至举家外迁塘湾、铅山等地。到1942年6月，日军垂死挣扎，窜到贵溪县城，向城南扫荡，占领了大半数乡镇。至当年8月，为了缩短战线而撤离。在日军侵占期间，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全县百姓共死亡6658人，轻伤1233人，重伤979人。县城成为废墟。我家和邻居逃到花桥农村的深山老林之中，幸免于难。在此之前，小学不仅停办一年左右，而且在复校时，也只能在农村起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在城里复课。

题目：我上小学（2）

不难想像，国难如此深重，学校必然艰苦。由于南昌﹑杭州等早已被日军侵占，课本全然断供。学校只能动员大家重复利用旧书，一班一班往下传。同时，发动家长抄写，甚至两人三人轮用一本。

我该上六年级时，学校在乡下，我没有去住校，当然没有上课。幸运的是，临近毕业考试时，老师通知我去参加。父母考虑再三，认为前后一共三天，勉强同意我去。在再三拜托老师之后，让我拿着小包衣服，外加几条油炸小鱼，走了七八里路到了学校。临时学校在大祠堂里，楼下是教室，用草簾隔断成房间。整个楼上是宿舍，没分间。席子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铺。睡前定位。

吃饭好说，有炸鱼就很好。睡觉实在困难，不是楼板太硬，而是蚊子太多，太不要脸。轮番进攻，反正不买叮人票。耳听到同学纷纷入睡，我刚想入睡又被叮醒。迷迷糊糊终于捱过一宿。第二天一开考，我就找机会悄悄和老师提建议，把考卷都发给我，争取当天把两天的卷子答完。他可能是看着我可怜，点了点头，但要求我对试题保密，而且当天不能回城。就这样，我把小学念完了。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缀学在家时，父母还安排我念过私塾。这很另类，下次再说。（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