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960年的工作，是和苏联同行联合现场考查地方病。现场在中国，我们是主场，按惯例先到现场准备。到达青海省祁连县后，围绕“食”出现了一连串问题。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油、布甚至香烟都按户口定量供应，标准各地不一。祁连不产粮，只按户口供应本地居民。我们去工作要吃粮，必须把户口迁去。当地标准每月26斤，远低于北京的31斤。但是，祁连海拔高，干活费力。工作不久，营养需要多但补充少的矛盾突出，气短，乏力，虚汗，力不从心。这种状态必须尽早改变，不能暴露给即将抵达的“老大哥们”。为了填补营养赤字，只有兼营副业，利用收集标本的工具，抽空捕兔猎鸽，补充蛋白。此法开局顺利，收获颇丰，情绪也高。但好景不长，有数的猎物迅速减少，剩下的越来越精，越捕越少，我们常常空手而归。

还是办法要比困难多，无奈几天，我们转而聚焦到考查对象旱獭身上。原来，确定疫情必须捕獭取脏器化验。取材后的旱獭高温消毒后掩埋。每只旱獭重十多斤，至少有七八斤肉。高压消毒后獭肉无致病性，人吃无害。但是，为了防止群众自行剥食，感染疾病，我们对群众反复宣传强调，禁止剥食旱獭。也就是说，阻止群众剥食是对的，我们在依规处理后取食也没有安全问题。怎么办？我们悄悄去请示卫生部下来的领导。他认真听完汇报后，不紧不慢地说：这还真是个问题。不让群众吃是对的，不能动摇。如果你们吃，安全也可保证，但是，你们如果吃了，不是言行不一了吗？唉，说不好，说不好。他就此打住，不说了。我们四个退出门外，领会他的指示。分成两派。三个人认为，他明确表示，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吃，却不能让群众知道。万一出了问题，千万不能说领导知道。有了共识，我们三个人钻进化验室，美美吃了一顿。另一个当时向我们说，不能吃，领导没松口。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吃。不过，翌晨发现，高压锅里的旱獭少了一条腿，缺了一片肉。大家心照不宣，无人声张。吃饱了就是好事，管它呢。

营养供需矛盾的解决，终于有了转机。长征途中的小卫生员、现在的厅长看望我们来了。听完我们的诉苦后，坐上小车，找县委书记去了。半天后回来，说，问题解决了，你们全按地质队员的标准，每月36斤。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么高的粮食标准呀！厅长接着说我们，你们真懒，也不早点去汇报、争取，白饿了半个月。唉，厅长呀厅长，谁让我们不是厅长呀？（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