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害生物防制》执行主编：当时决定留下跟着付总坚守武汉，是怎么想的？有要求付总加倍发工资吗？

    彭选：我不会忘记在除夕前夕武汉市新冠肺炎防疫指挥部发布的第1号通告给我带来的震惊，它宣布全市交通管制，所有人、车不得离开武汉，以壮士断腕的姿态向病毒正式宣战。我的“家”病了，但我不愿束手无策，我迫切地想为此做点什么，只要不离开武汉，干什么都可以。可以说，是时代将利福泰集团推到了风口浪尖，付老师在大年初一就开始四处征战，身先士卒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真的很触动我。我是退伍老兵，知道“当兵就该上战场”；我也是党员，明白“我是党员我先上”；我还是利福泰的一员，“利国利民、造福社会、国泰民安”就是我们的价值和使命。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可以走，唯独我们利福泰人不能走。没提过涨工资的问题。当时武汉交通管制、门铺全部关停，经济瘫痪，物料配给十分困难，在外面能吃上盒饭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怎么还会想到双倍工资的事情呢？这就好比兵临城下，大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守城，我不盼望凯旋，却在盘算着怎么坐地起价，我不会这么做的。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执行主编：在一线消毒，感觉最难坚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彭选：是在感到孤立无援、独力难支的时候。我所负责的硚口区面积大、任务重，算上临时任务，高峰期可以达到60个点位，在前期人员不充沛的时候，从早8点到晚10点，连轴转是家常便饭。我们有一位师傅干过一天，次日直接告假，称“工作强度太高，给多少酬劳都不来了，怕有命挣、没命花。”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当时那种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情况确实很让人绝望，所以，后来，看到那么医务工作者、保障物资陆续抵达武汉的时候，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执行主编：你们成天在最危险的地方上班，家人担心吗？

    彭选：担心，人非草木，说不担心那肯定是假的。我母亲说，这个疫情来势汹汹，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防范，一想到每天新闻播报里那些增长的数字，其实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或者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让人不寒而栗，更何况你还天天在一线。我父亲倒是看得很开，他觉得这就是一场考试，前期复习到位了，那就没有多大问题，在战略上要轻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其实不光是家人担心，我也担心家里人，就拿自己天天泡在药水里，早已百毒不侵了，来安慰他们。其实这收益于利福泰的培训体系，检查理论、调试设备、配比药剂、清洁全身、穿戴防护服....这些日常消毒里的准备工作，付老师，每天都会在工作群里面强调，周而复始地持续了150余天，才确保我们30名“消毒战士”无一感染。

（本文根据2020年6月举行“利福泰”武汉战疫专题会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