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卫生工作方式，是保护身体健康，移风易俗，改造新中国面貌的一种创举。其中“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诞生初期的首要任务，一直以来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1】。

2022年是爱国卫生运动70周年，70年的历程，“除四害”演变为病媒生物控制，成为病媒生物传染病控制的关键环节【2】，因为大多数病媒生物传染病没有疫苗和防治药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全球80%的人处于一种或多种病媒生物传染病的风险，17%以上传染病负担是病媒生物传染病。随着全球一体化进展加快，“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各种贸易和人员来往更加频繁，我国病媒生物相关传染病的防控任务更加艰巨【3】。为应对病媒生物传染病的新挑战，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需要不断加强病媒生物防控力度，才能保障“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成功实施。

为了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本文介绍了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的产生和发展，从“媒介生物综合治理【4】（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IVM）”到“媒介生物的可持续控制（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SVM）【5-6】”策略，对病媒生物监测防制标准、现状、发展趋势和爱国卫生运动发展等进行分析和总结。

2 从除四害发展到病媒生物防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状况差，人民的温饱问题未解决，许多传染病如痢疾、伤寒等流行，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健康【7】。1952年，中央对“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作出指示，全民开始参与爱国卫生运动【8】，这是建国后首次提出消灭病媒的行动。党中央肯定了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名称并指示各级领导机构，以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55年冬，毛泽东主席起草通知说：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卫生结合起来，对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十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蝇、蚊、鼠、麻雀（先后被臭虫、蟑螂替代）的任务【9】，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鼠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等，损害粮食和农作物、危害堤坝和建筑物；蚊传播疟疾、淋巴丝虫病等；蝇传播痢疾、伤寒等疾病。消灭四害就能控制与四害相关疾病的传播和保护庄稼粮食，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10】。

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最终被定为“鼠、蚊、蝇、蟑螂”。爱国卫生运动70年来，各级政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以“灭鼠、灭蚊、灭蝇、灭蟑”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尊重科学，注重实效，最后消除了疟疾、丝虫病等疾病，黑热病、钩体病等其他病媒传染病发病显著下降，国家卫生城市创建使人民生活和居住的质量显著提高【11】。

1981 年，原卫生部设立了“消毒、杀虫、灭鼠专题委员会”（后改为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1989年，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转型为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成为覆盖全国的病媒生物专业学术组织。1992 年，根据“除四害”的需要，专门成立了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的前生——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管理、规范与提高全国的PCO企业，培训专业除害员，大大促进了除四害与卫生城市创建活动。

2009年，全国爱卫会、卫生部印发《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全爱卫发〔2009〕9号），“除四害”工作正式转变为病媒生物预防和控制工作【12】。

3  病媒生物防制 

病媒生物预防和控制不但是病媒传染病防控的重要环节，而且是爱国卫生的重点工作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卫生城市（县城、乡镇）创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国病媒生物控制的组织实施架构中，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政府协调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为技术支持部门，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PCO），社会各界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病媒防制【13】。病媒生物防制主要包括病媒生物防制标准、监测与控制。

3.1 病媒生物防制标准

建国以来，爱国卫生运动中的除四害工作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保护了人民身体健康。但是除了1997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适应城乡大范围除四害工作需要而制定的一部“行业标准”——《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和《灭鼠、蚊、蝇、蟑螂考核鉴定办法》（全爱卫发（1997）第5号文件）外，病媒相关标准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鉴于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工作的发展与我国卫生标准管理规范化的需求，2006年全国病媒生物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成立，开始制定病媒生物防制技术标准。2019年，第八届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卫生有害生物防制标准委员会成立。

目前病媒生物防制的标准主要分为监测/检测、控制和评价三个部分，到2020年底已经有57项国家标准和9项行业标准，包含以下十一大类内容：密度监测、抗药性检测、药效测定与评价、携带病原体检测、应急控制、防制操作规程、综合管理技术规范、防治技术指南、控制效果评估、风险评估、基础。随着标准的推进实施，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已广泛用于病媒生物监测、控制和评估工作中。在指导国家卫生城市创建中的病媒生物控制工作、有害生物防制服务规范化、科学化建设，以及各类大型活动保障、救险救灾以及现场操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4】。

3.2 病媒生物监测

病媒生物监测包括病媒生物种群、密度、分布和季节消长生态学监测、抗药性以及相关病原体的监测【15】，可以准确掌握当地病媒生物及媒介疾病的本底资料和变化趋势。

3.2.1 常规监测

为掌握全国主要病媒生物种类、密度和季节消长规律，分析长期变化趋势；评估城乡病媒生物侵扰情况，指导科学防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于2005年开始建立全国病媒生物常规监测项目，首先在1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选择43个地市设置蚊虫、蝇类、鼠类和蜚蠊的密度监测点【16】。  

为指导卫生杀虫剂的科学合理使用，提高控制效果，延缓抗药性发展速度。2007年中国CDC启动了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工作，药剂、器材和试虫统一标准化，并通过对监测点人员培训操作、电话或现场解决问题进行质量控制。 

2016年中国CDC调整完善了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1 个地市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以及覆盖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8个地市的“全国重要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系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CDC在全国启动了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项目。

3.2.2 综合监测

病媒生物生态学、抗药性监测和病原学监测相互分离，都是单项监测，监测方法各不相同，虽然为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提供了一些监测信息，但是存在工作量大、效率低下等缺点，为了整合生态学、抗药性和病原学监测，探索整合机制，在多年单项监测【17-19】的基础上，2009年起浙江省首先在4个监测点开展了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综合监测研究【20-22】， 针对蚊虫及蚊媒传染病、鼠及主要鼠传疾病、蜱及蜱传疾病开展综合监测研究，从组织机构、人员管理、监测方法和内容、工作量和成效等方面开展了10年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开展综合监测是可行的，可以节省大量的人财物，值得推广应用。2016年浙江省在5个县（市、区）推广了鼠及鼠传疾病综合监测，并在龙游县设立了综合监测示范基地。

在常规生态学和抗药性监测的基础上，浙江省开展了蚊虫和鼠携带病原体综合监测，采集蚊虫检测乙脑、登革热、西尼罗河、黄热病和基孔肯雅病毒等；采集鼠类心肝脾肺肾等样品，同时开展致病性钩端螺旋体、莫氏立克次体、嗜吞噬细胞无形体、巴尔通体、恙虫病东方体和汉坦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等病原体检测。

为了满足新时代病媒生物类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需求，发挥病媒生物监测的最大效能，充分利用各类监测信息数据开展风险评估和预测预警，提高以病媒生物类传染病防控为重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有必要研究建立国家病媒生物及其传染病综合监测技术平台，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提供技术支持【23】。

3.3   病媒生物控制

1978年陆宝麟院士提出“标本兼治而以治本为主”的蚊虫综合防治概念，提出“从蚊虫和环境的整体观点出发，采用环境的、化学的、生物的、物理的以及其他手段，消灭蚊虫或把蚊虫种群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1983年WHO提出IVM的定义：“应用所有适当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经济合算的方法，取得有效的媒介生物控制”。

2004年，为了预防和控制新发和再发病媒生物传染病的输入和本地暴发风险，刘起勇研究员提出了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SVM）的创新理念：“基于健康、经济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开展及时、有效的病媒生物监测，对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做出切实地风险评估和控制规划，综合、有序地选择生态友好的控制技术和措施，始终实施监测指导下的病媒生物综合控制和管理，开展多部门合作及全民参与的协调行动，将病媒生物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针对登革热疫情提出了布雷图指数不同分级的媒介伊蚊应对策略和管理模式【2，24】 。2013年以后在广东、云南、福建、浙江等地的登革热暴发疫情应急控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包括可持续的监控技术、管理措施、人力资源及财政支出4个组成模块，预防和控制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发生，减少媒介对人类生活的骚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该理念和策略已经为WHO所采纳，成为全球病媒生物控制的重要指南之一。

4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

70年来，爱国卫生运动蓬勃发展、历久弥新，成效显著 ：一是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据统计，我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了89%和84%。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占比达到87%，各项环境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二是传染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我国于2007年消除了淋巴丝虫病，2021 年6月30日通过了WHO消除疟疾认证；血吸虫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向2030年消除目标不断迈进；有效控制了鼠疫、霍乱、新疆出血热等急性传染病，降低了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的传播风险。回溯公共卫生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肠道、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造成极大威胁。正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非典、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全社会群防群控，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灾后防疫，以及举办奥运会、世博会、杭州G20峰会等重大活动保障方面，爱国卫生运动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三是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通过开展广泛的健康科普活动，健康的理念和基本的技能日益深入人心，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了23.15%，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人均健康状况大幅改善[25]。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第十三章第一节“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要求实施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策略；第二节“建设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提出了“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并要求：“到2030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示范市和示范村镇”，提出了病媒生物控制水平是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的重要指标【2】。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5  新冠疫情后爱国卫生运动增添新活力，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尽管以病媒生物防制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进入新时代，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3】。我们不但面临登革热等病媒生物传染病日趋严峻的防控形势，而且专家评估认为鼠、蜚蠊、蝇等病媒生物，在特殊场所和局部环境具有潜在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26】。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全球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独特作用。

国家重要领导人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重要领导人曾17次提到爱国卫生运动，强调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和基层防控能力建设，推动医防结合，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疾病预防控制、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新时代的爱国卫生运动要结合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大局，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推进健康城市、健康乡镇创建。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推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要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加快建设公共卫生体系。

值此爱国卫生运动70周年大庆之际，建议全国爱卫办认真总结70年来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的成绩，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央和习总书记的指示，让爱国卫生运动回归“本位”，把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农村社区，在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中尽快掀起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通过评选和示范引领，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推动健康中国目标的早日实现。

 作者简介： 龚震宇，男，硕士，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主任医师，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卫生有害生物防制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常务委员兼学组副组长。主要从事传染病和病媒生物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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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of the NHC's Press Conference on World Health Day, April 7, 2022 [EB/OL]. (2022−04−07) http://www.nhc.gov.cn/xcs/s3574/202204/2309861920a5465dad664804cb28d3a0.shtml（in Chinese）

[26] 吴海霞, 任东升, 李贵昌, 王雪霜, 刘小波, 刘起勇. 病媒生物传播新型冠状病毒风险评估及防控建议[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20, 31(6): 63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