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为家”系列

四、住旅馆的方方面面

出门离不开住旅馆，我常常出差，和形形色色的旅馆打交道，关系密切，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住旅店最头疼的问题有两个：能不能住上？是不是卫生？至于后来逐渐出现的安全问题，那时候并不突出。随着旅店档次的不同，遇到的问题当然也不一样。

1、最原始的招待所

1958年去云南，来到靠近缅甸的莲山县，这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我们到达后，县领导十分热情，安排我们住县医院的病房。我们认为，我们来到边境是工作的，到医院占病号的地方不妥，坚决要求住县招待所。他们一再解释说：“招待所条件太差。”可我们坚持要去，他们无奈，只好说，那就去看看吧。说看就看，好在县城不大，很快到了招待所。服务员打开房门，我们一看，只见房间里面仅有一堆稻草，既没有床，也没有炕，怎么睡呢？感到莫名其妙。服务员热情地说，稻草是干净的，晚上往里面一钻就行，有铺有盖，怕冷的话多盖些，完全由自己调节。原来，当地傣族同胞随身带着薄毯子，晚上一裹，钻进去就成；可我们没有毯子，实在没有住过，无奈，只好回医院去住病床。

2、最小的单间

住旅店有个问题，就是和生人“同居”。在客房充裕时，不愿意和生人合住，交整个房间的房费就可以；但当客房紧张时，每间房有几个铺位，就要住几个人，住谁由店方统一分配。万一本单位同时出差的人住不满一个房间，或者当时旅店就只有零铺，后来的只好“插队”，被安排到别人房间里去填空。运气不好，碰上和打呼噜的“同居”，只能自认倒霉；如果自己神经衰弱，则更是雪上加霜。至于碰到能熬夜的，不愿熄灯的，说梦话的，后半夜才来住店的等等，机会也不少，都应该把它看成是锻炼自己、提高适应能力的机会，务必好好抓住。所以，出门一般都喜欢住单间，以求不受干扰，方便；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住单间的机会很少，想多出钱也办不到。

凡事都有例外。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去上海出差，上午下车，就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很小的旅店，只化了不到1元钱，很容易地住进了一个单间。在一个面积约25平方米的房间里，贴墙立着一排大柜子；每个柜子从地面到天花板共分三层，每层又切成三段，用木板隔开。这样，每个柜子隔成9个独立的单间，也可以说是9个小柜子，每个小柜子长2米，高1.2米，都有拉门，拉门里面可拴，外面可锁。每个小柜子里还有一盏小灯，开关就在柜子里面。当然，每个单间里寝具俱全。旅客不论什么时候想休息，拿上随身物品，钻进单间，拉上甚至锁好门，都能安心睡觉，东西肯定丢不了。想看书？打开灯躺着看很舒服，又不影响别人。更妙的是，一位老太太坐在外面纳鞋底，既是保安，又告诫来人不能大声喧哗。这是我住过的最小的、最便宜的单间。除了空气不好，除了万一火灾，还真有一些优点。

3、头一回住炕

1955年10月7日下午5点多，我们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7名同学，4男3女，集体来到长春，再分别去各自的单位报到。下车时天色已晚，估计我们报到的单位已经下班，我们又人生地不熟，决定住下来再说。走进车站广场的旅馆，登记处说，女客人有4人合住的单间，男客人只有大炕。虽然我们没见过大炕，但别无选择，住。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有大炕的房间一看，只见炕长足有8米，铺着炕席，堆着8套行李；房间里灯光灰暗，没有桌椅。拉开一套行李看看，比较脏，还有土味儿，我们面面相觑。尽管从上海出发，沿途两个晚上没有躺下睡觉，此时也无人上炕，都在地上立着。呆了几分钟，我想，总不能站一晚上吧，别的旅客能睡，我也睡。于是，我上炕把8套被褥翻了一遍，挑出比较干净的一套，靠墙和衣躺下。来自山东的同学随即跟上，挨着我睡。接着，来自广东的同学也无可奈何地躺了下来。只有来自上海的同学坐在炕边，不碰行李，直到后半夜，实在困得不行，才勉强躺在炕上。不过，那时炕上已经多了3个外人，他只能插在空隙里。最怕脏的恰恰睡在最挤、最脏的地方。

（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