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干洗净身

衣服可以干洗，可我们的身体也能干洗。咋回事？

20世纪60年代，经常去牧区出差，一出好几个月，期间无法洗澡。尤其在和牧民同住时，擦身也做不到。但是，新陈代谢不停，活动不停，身上就会脏，温度高时还会痒，很不好受。为了解决问题，也算急中生智，我发明了干洗法。晴天中午温度较高时，多穿衣服，在阳光下运动，直到大汗淋漓。然后，去到众人视线之外，快快脱掉衣服（确信没人时甚至脱光），干搓，基本上全身搓遍，把搓出来的泥条拍掉，不用半个小时，干洗顺利结束。此举不但净身，而且舒筋活血，不会传染疾病，不费分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干洗和桑拿浴的效果基本一样，非常舒服。此法不仅自己当年经常采用，而且迅速免费推广。

四、夜吃旱獭

1960年去青海祁连县出差。那时是困难时期，青海又是牧区，缺粮，当地因而规定，从外省来青海长期出差的人员必须把户口迁来，才按当地标准供应口粮。青海的粮食标准低，脑力劳动者每月才26斤。我们天天去野外工作，步行几十里，背一个夹子几斤，加一只旱獭十多斤，体力消耗大；加之当地海拔高，这点儿粮食根本顶不住。无奈，只好在早饭前和晚饭后打野物补充，鸽子、兔子甚至野猫全打，就地处理干净，晚上悄悄地煮熟充饥。但是，高原上打猎很累，而且不一定天天都打得到。时间一长，就打起旱獭的主意来。原来，我们上班的工作，就是天天捕旱獭化验，检索鼠疫疫源；化验时只取几小片内脏，其它的一概高压消毒，挖坑深埋。一只旱獭有七、八斤肉，白白扔掉实在可惜。可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感染鼠疫，我们向群众反复宣传，不能吃旱獭肉；如果我们吃，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有技术，有知识，吃旱獭不会出问题，和群众吃的后果截然不同。于是，我们向带队的中央北办王主任请示，汇报我们的想法和吃旱獭的打算。他是个从政多年的处长级干部，听完我们的意见，慢慢地说：“按说，你们吃不会有问题，可是，又不让群众吃，真是矛盾。唉，这个问题说不好，说不好。”完了，再无下文，我们只好中止。出了主任的房门，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一个人认为领导没同意，不能吃；我和另外两人认为，领导这么说就是有条件的默许，可以吃。关键是，吃的时候不让领导看见，万一出了问题自己承担，不让领导负责。解决肚子饿是当务之急，说干就干，我们认为领导默许的几位，当晚就挑了没有病变的旱獭，收拾干净，认真高压，美美地吃了一顿。有意思的是，认为领导没有同意的同志婉言拒绝，没有参加。但是，第二天上午发现，昨晚我们吃过的旱獭，又少了一条大腿。这当然不是我们三个人所干的事，昨晚已经吃得很饱了。好在旱獭肉不缺，有人愿意悄悄地吃，就由他去吧，我们应该理解。

当然，我们偷吃旱獭肉非常小心，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周围群众也无人知道，王主任用不着负什么责任。

五、高原副业

几次到青海长期出差，正值全国经济相对困难时期，工作之余，莫不因地制宜，设法搞点副业，带一些特产回京，为全家改善生活，解决一点实际困难。

其一是捡蘑菇。进入8月，大草原上雨量增加，往往能够见到散落生长的蘑菇，大多数是白的，其次是黄的，别种颜色的很少，而且不敢吃，因为有毒的蘑菇多数是彩色的。条件适宜时，蘑菇生长很快，上午捡过的地方，下午又可捡到。可能是湿度不够，青海牧区的蘑菇不如内蒙古草原多，因此，想捡够数量相当困难。但是，在土豆地里就不一样了。由于施过肥，土松，又有土豆页子遮荫，蘑菇既多又大，而且长得很快。进入土豆地里，蹲下来，慢慢前进。已经出土的容易看到，捡起来不费力，更有刺激性的是看地上的裂缝，把还没有张开的蘑菇蛋捡出来。蘑菇蛋既鲜又嫩，是上品。最有意思的是，地里的蘑菇似乎永远捡不干净。从这头捡到那头，已经捡了不少，回过头捡，依然硕果累累。既可能是上次漏下的，也可能是新长的。捡来捡去，常常流连忘返，乐不思归。有时，土豆地的主人从远处看到我们老在土豆地里活动，怀疑我们蹲在地里是偷土豆，悄悄地过来观察，虽然没有发现土豆丢失，但对我们在地里翻来捡去颇有意见。蘑菇捡回要立即清土、切片、穿绳、晾干；其中，切片工序是关键，切后不但干燥快，而且中止蘑菇生长，防止变老。干蘑菇片到了北京，确实是好东西，怎么吃都是上品。

其二是炒肉松。肉松出差前就曾经吃过，但怎么做一无所知。1961年出差青海，不但知道怎么做，而且亲手做出来了。当然，我知道的是土办法，正规工厂的制作方法还是不清楚。其实土法制作很简单，把旱獭肉高压消毒，剔干净，加佐料，放到大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炒。炒到水份蒸发殆尽，肉块变成肉丝，微黄或黄色，散发着清香气味，装瓶拧盖，即为成品。旱獭肉富含脂肪，不易炒糊，不柴，味道好。用青海湖的鳇鱼也能制成鱼松，保存一年不成问题。此前，曾将鳇鱼晒成鱼干，由于鳇鱼的脂肪会分解，过不了一个月就变质，发苦，没法吃。说到肉松还有趣事，我们工作结束后回到西宁，一位同志逛自由市场，看到一个棕色玻璃瓶装的肉松，价格不算贵，打开瓶盖一看，颜色金黄，于是买了回来。另一位同志得知认为划算，也要买，接过瓶子，再打开瓶盖仔细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一层肉松下面，竟是牛粪末！

其三是挖蕨麻。当地称之为‘小人参’，是一种开小黄花的蕨类植物的根，外形象地瓜，只有筷子粗细，富含淀粉，据说加大米熬成的粥有滋补效能。尽管味道一般，能否滋补不能肯定，但毕竟含淀粉，顶粮食，还是值得挖掘、收集带回北京的。

此外，酥油、羊油虽然不是自己劳动所得，能够买到手的全部带回。困难时期，能吃的便是好东西。

一般而言，出差组有大量器材、行李托运，那时不需要安全检查，在行李中夹带副业所得不成问题。不过，凡事无绝对。1967年回家，行李从西宁办手续直接托运到北京。那时，西宁到北京没有直通车，要在兰州换乘，行李由车站负责，同样要换车。等我们回到北京，打开行李，一股怪味扑鼻而来。仔细一看，衣被净湿，花斑点点。原来，行李在兰州站台上遇大雨，站台无棚，能够防潮的行李袋，在站台上个个袋口朝天，雨水能进难出，一直泡到北京。尤有甚者，我行李袋中的二斤红糖，全部化整为零，渗透到棉被里去了。真不如在青海时全部吃掉。（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