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顾：【花开有声】汪诚信：我和老鼠有缘（连载十六）

《路漫漫》之《满天飞》

飞上蓝天，是儿时的梦想；直到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仍然视飞机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档之物，没有想过坐飞机旅行。可是，世界的发展实在是快，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不但与飞机沾边，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内蒙古大学生物系请我去讲课，回京时车票难买，机票只要26元，比硬卧的18元贵不了多少。根据当时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助理研究员坐飞机是不能报销的；但这次情况特殊，自己掏机票和车票的差价，内蒙古大学的会计室可以通融。于是，我开始了处女航。飞机是前苏联生产的安—24，可载48名旅客，时速不到500公里。航行中，空姐端过来一盘糖果，乘客自取。在当时物资匮乏、崇尚平均分配的年代，不是由空姐分糖而是自取，分明是对乘客素质的充分肯定，不免受宠若惊。绝大多数乘客都很克制，只拿三、五块，也有个别人大把抓，引起空姐的劝阻。这种情况肯定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两年以后，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改成散发小袋糖果。首次乘飞机虽然紧张，但那天天气好，航程又只有一个多小时，兴奋之余飞机已经落地。回到家里，整整有一天老有飘在空中的感觉。这类安—24型飞机，以后乘过多次，最妙的是有一次从北京去西宁，要经停西安、兰州，最后才到。上午8点出发，下午3点多才到。好在那时的规矩，起落一次送一个礼物，这一趟就得了三袋糖果和三把扇子。

当然，以后我还坐过更小的飞机，好像是苏制伊尓—14，只能载20多人。有一次，居然乘的是货机，机舱空空如也，靠舱壁有两列长凳。由于密闭性差，起飞后气压和温度都有变化，不少乘客呕吐。空姐的服务也只能简化为每人发一袋糖果了。有一次从北京去银川，要经停包头，也是乘这种飞机，已经飞到包头机场上空，对准跑道正要降落，突然又拉起来，飞机猛烈抖动，再飞了两圈才落地。下了飞机才知道，第一次降落时，三个小孩打闹，进了跑道，如果不及时升空，撞死小孩不说，飞机也有危险。有人说，亏了是这种落后的飞机，才可能拉起来，换成喷气式飞机，速度如此之低，只能落下去。本来，飞机过站只停50分钟，这次，足足停了两个小时，等到驾驶员感觉正常才再度起飞。和伊尓—14同一系列的伊尔—18也坐过几回。

20世纪80年代以后，坐飞机的次数和频率多，基本上是现代化的波音或空中客车系列飞机，服务比较规范，相当舒服。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第一次乘国际航班，从香港到曼谷，再换机去仰光。在仰光下机后，同伴托运的行李硬是找不到，无奈，只好向机场交涉。还是找不到，机场给了50美元，说是解决临时困难，买些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过了一天，机场还是找不到，又给50美元；并且说，赔偿问题要去曼谷机场才能解决。回到曼谷，我先给大使馆打电话，说明情况，提出，为索赔行李，要延期回国。那时，出国的人少，大使馆的官员很热情，管得很具体。大使馆同意我们住在我哥哥家里（住大使馆也要交费）办事。当天，我和同伴去交涉行李问题，对方详细询问行李的外表和特征，但我的同伴直截了当地回答，初次出国，没有经验，行李外表没有记号。我有点纳闷，他行李上明明贴了名签，很显眼，自己怎么想不起来呢？后来我才明白，他希望找不到行李，有意识一问三不知。因为，按规定，遗失行李，每件赔400美元。他的箱子里只有一套西服和衬衫，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不到200美元。何况这些赔来的钱可以随便买东西，如彩电、冰箱、布料之类，不受当时规定的指标限制。本来，20天找不到才赔款，对方看我们着急，两个星期就赔了。正好，我们两人等于放半个月假，由哥哥安排吃、住、玩，十分舒服，国内看不到、吃不到的，只要不违反规定，我们都享受到了。那时，我国开放不久，曼谷和北京、上海真不一样。

乘飞机遇到的事还有不少。例如，有一次，同行中的一位名叫刘永笑，不料售票处在票上打的是刘永乐。进安检时，当然不行。老刘急了，说：“意思差不多嘛。”对方很幽默地说：“我知道笑的时候心里乐，乐的时候会笑，但毕竟不是同一个字，还是不行。”怎么办？只好改下一班的机票，晚些走。刘永笑这时真的笑不起来。还有一次，一个同伴带了两瓶当地名酒，要坐飞机，在安检处被卡住了。因为当时规定，没有开封的大瓶液体不能带。我们这位急中生智，当着安检员的面，两瓶酒都打开，各喝一大口，二话不说，拿进去了。在飞机上，他满脸通红。（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