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鼠药使用不当，后患难以估计。一方面，可能造成人、畜、禽等非靶动物中毒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可能污染环境，危及生态系统。除了有意破坏，管理不严，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责任心差等是造成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过去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

1、“奎宁”和“士的宁”。我刚参加工作、初次接触灭鼠药时，领导就和我说过认真的重要性。据他介绍，我们所以前的库房管理员是复员兵，曾经当过卫生员。连年前，他两岁的儿子发烧，他突然想起库房里有一小瓶药，药名模糊，但最后是个“宁”字，应该是奎宁吧。他又知道，奎宁能够退烧，到库房里拿一点喂孩子也许能行。于是，他拿了一点，让孩子含水吞服。孩子挣扎不过，咽了一半。几分钟后，孩子抽搐，他看不好，立即要车去医院抢救。半路上，孩子不幸死亡。后来查明，孩子服的不是“奎宁”，而是“士的宁”，是强毒药物，也可以用于灭鼠。

2、误把亚砷酸当面粉。1957年五一期间，吉林省某地农村打来长途电话，希望介绍亚砷酸的解毒药物和方法。据介绍，生产队纪念劳动节，改善伙食，烙白面饼。和面时水加多了一些，而当地面粉已经用完，正在着急，有人记得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包白粉，他认为可能是谁私留的。于是取来当布面用。不料大家饭后肚子难受，经过检查，才知道后加的白粉不是面粉，而是亚砷酸，是准备用来灭鼠的。这次事故，中毒数十人，其中几个不治身亡。

3、“1080”疑案。1964年，我国第一个灭鼠研究生去乌兰察布盟赤峯市做试验，用了外国生产的1080，效果很好。工作结束时，还剩下不到1克药，市站站长是我们的老朋友，留下了药，开了领条，在他们站还登记上了药品帐，一切正常。可是，站长很忙，一直顾不上用它做试验。等到1966年“文革”开始，站长是当权派必定挨斗。翻箱倒柜，查来查去，查到毒药，发现大问题，剧毒的1080不见了：瓶在，标签完好，帐上有进药登记，却没有使用记录。群众要站长交代，1080哪里去了？站长说没有动过。群众不信，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甚至到我所外调，我们只能证明曾经给过药，不知以后去向。斗争会不知开过多少次，就是搞不清楚。最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过冷静思考、分析，终于发现，1080没人动过，是自己跑了。原来，1080装在磨口瓶里，站长当时怕久不开启打不开盖，顺手压进一条纸。由于1080有很强的吸湿性，天长日久，空气中的水气通过瓶塞缝隙进入瓶中，溶解了1080，而1080溶液又被纸条吸收，分散在纸条里，难见踪影。检查纸条，证明1080含量很高，一段疑案终于破解。

4、赌气服下敌鼠钠盐。20世纪60年代末期，某市一个中年女士，因琐事与丈夫口角，一时想不开，偷偷服下两小包敌鼠钠盐。几小时后，气消了，认为不值得为区区小事寻死，但又不好意思和丈夫说明真相，决定自己解决。她听说过，吃了耗子药再喝凉水能解毒，于是尽量多喝水，喝了一天半，果然还没有难受感觉，以为真的把毒解掉了，不再在意。5天以后，难受乏力，到医院看病，大夫诊断是感冒，开给她几种普通药，内服几天不见好转，尿血，再去医院，住院治疗。仔细检查后，发现血凝能力减退，有内出血症状。在大夫仔细询问后，她才说出10多天前吃过耗子药的情况，而且反复说明，她已喝过大量开水解毒。病因找到了，大夫才应用大剂量的维生素K₁治疗。

5、牛吃耗子。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古太仆寺旗草原的布氏田鼠异常增多，我们几个单位联合进行治理试验。那时，氟乙酰胺尚未禁用，我们用它制成毒饵投放。投饵当天，天气晴朗，风小；投饵工作从早晨直到傍晚，下午，地面上已经看到不少死鼠，但我们没有在意。第二天上午，几个地方报告死牛，共死亡18头。这是不小的事故，我们解剖死牛探求原因。结果，在所有牛胃中均发现鼠尸，最多的一头在胃中竟有死鼠135只。全面分析后发现，虽然牛不是肉食动物，但在春季出于营养需要，摄取动物蛋白并不奇怪。但是，一头牛短时间吃进这么多死鼠，则不仅由于当地鼠密度很高，也和当天气候密切相关。早晨，布氏田鼠出洞，取食毒饵，不久发病，发冷畏寒；此时艳阳高照，洞外比洞内温度高，田鼠爬到洞外晒太阳，仍然不能解决发冷问题，于是像它们在冬季一样，互相靠近，扎堆取暖，直到死亡。这样，一头牛吃进一百多只老鼠，没有太大困难。相反，在下午投放毒饵地区，中毒的牛不多，原因就在于，此时洞外比洞内冷，田鼠中毒发冷时，多数藏在自己洞里，较少死在洞外。这个共识，是经过反复调查和论证后才得到的。事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有坏人破坏，把鼠尸堆在一起，否则，一头牛很难吃到这么多死鼠。不过，当地视野开阔，放牧员都肯定，当天没有人在投饵区活动。死鼠扎堆，不是人为的，是老鼠自己形成的。至于牛吃老鼠问题，后来我们也亲眼看到，当地有的山羊掌握了对布氏田鼠突然袭击的技巧：猛然一脚把鼠踢翻，立即咬住、吃掉。当然，这也是它“改善生活”、补充营养的举动。看来，传统观念要改：狗逮耗子不是多管闲事，牛吃耗子更是事出有因。

6、肥猪吃死鸟。1975年在宁夏盐池县，为了处理长爪沙鼠疫区，决定使用氟乙酰胺毒饵，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引发了一连串意外。当时，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规定：投饵区禁牧；只在居民区1公里以外投饵；以小米为诱饵，散投；严格控制投饵量。投饵那天，我们工作组都到第一线，和灭鼠队员并肩投饵，一切都按要求进行。傍晚，投饵顺利结束，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个社员报告，家里一头一百多斤的肥猪突然发病死亡，怀疑是中毒。居民区内没有投药，为什么猪会死呢？找来兽医共同检查，结果在猪胃中发现尚未消化的死鸟5只，这是祸根。显然，那个季节食物不多，小鸟们在野外鼠洞旁吃到了毒饵，在中毒症状没有出现时，又飞到社员家偷吃猪食，还来不及飞走便毒性发作，死在猪圈里。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肉，肥猪毫不客气，全部吃掉，以致二次中毒身亡。原因既已查清，我们离开前一再告诉社员，死猪肉绝不能吃，必须深埋。第三天，又有报告，这位社员家的鸡死了将近一半，原因又是什么呢。原来，社员按照我们的建议，把猪肉和内脏确实掩埋了，但是，他想肉不能吃，皮应该还能卖，于是，草草剥掉猪皮，但没有剔干净。猪皮卖前要晾干，他随手扔在房顶上。在当地，鸡上房顶很容易，一见房上有食，纷纷上房，啄食猪皮上的残肉，吃肉多的三次中毒而死，吃肉少的勉强保住了性命。

7、敌鼠钠盐成月饼颜料。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中秋节，河北省某农村许多农民自制月饼纪念。按照当地习惯，月饼上要涂红色或黄色。有一户月饼做完但没有颜色，有人提醒，在生产队办公室的一个抽屉里，见到过一小包黄粉，这位农民赶忙拿来，用开水化开，涂到月饼上。月饼做好后，全家分享，每天都吃少量；几天后，全家老少8口都不舒服，请来医生诊治，并查找原因。终于查明，涂在月饼上的不是颜料，而是敌鼠钠盐。经过大力救治，绝大多数康复，仅有一个小男孩不治身亡。原因是，全家重男轻女，这个男孩吃的月饼最多，而且在发病后，只要男孩哭闹，全家都给他月饼。

8、“敌鼠钠盐”与“四环素”。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牧区的一个公社，一个赤脚医生认为敌鼠钠盐很安全，为了工作方便，把它装在出诊包里的四环素空瓶中，没有变动标签。有一天，他巡诊到一个大队，和几个好朋友玩扑克，出诊包放到一边。一位熟人家里有人不舒服，看到出诊包就在炕上，不打招呼自己拿药，一眼看见“四环素”，倒出少许，包好便拿走了，临走还和赤脚医生说：拿了一点四环素。赤脚医生也没认真想，随口说，行。过了半个小时，扑克玩完，赤脚医生拿起出诊包，才想到可能出错，连忙快马加鞭，追上熟人，把敌鼠钠盐追了回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9、氟乙酰胺成食盐。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水利工地上，集中了许多施工人员。由于后勤工作不力，一天中午吃面条时，剩下的食盐不够。管理员翻来翻去，找到一个开着口、装着白色结晶的塑料袋，他以为是盐，加一点到锅里，还不够咸，又加了一些。工人们午餐后不久，纷纷难受，中毒症状明显，立即请来医生救治。当查明所加白色结晶是氟乙酰胺后，四出寻找解毒剂乙酰胺。由于救治及时，药量不大，中毒人员才逐渐转危为安。

（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